2月17日上午，溫州瑞安仙降街道中心位置的東河，迎來一批特殊的冬泳者：當地50多位膠鞋廠老板，沿岸上千人圍觀。仙降街道共有2000多家企業，以膠鞋、箱包企業為主。老板們表示，去年以來，在當地政府部門部署下，所有企業的固體廢料規定必須傾倒在固定的收集點，壓縮打包后統一清運；打撈垃圾、清淤、拓寬河道……這些老板，曾是公眾眼中的污染制造者，現在，他們想通過行動表明自己是治污的積極推動者。（2月18日《都市快報》）

    污染河流地的鞋廠老板在試圖用行動表示，自己正是治污的積極推動者，但執意表達招致冷落，卻不是無緣無故的。首先，盡管迄今沒有確切的證據，但所謂鞋廠老板的相約下河游泳，總讓人或多或少地嗅到“策劃”的味道，或說看起來就像是“專門”去證明當地的治污政績。其次，一次鞋廠老板的相約下河游泳并不就證明河晏水清。即便是一直在被污染的河流，同樣能夠制造出短期內的“可游泳”狀態來，譬如提前若干天通知不準排污，再稍加清洗，就足以達到。

    當然，我無意就此去否定瑞安仙降街道的治污成果，但需進一步分析的問題是，那些不可遏制的河流污染，究竟如何產生？某些地方環保部門的不重視乃至“治污吃污”，固然不無干系，但根本性的緣由，還在于發展模式的扭曲以及對污染產業的依賴。于一些地方，污染企業的長期聚集早已出現，可地方管理者緣于對其利稅的習慣性依賴，從沒下力氣去治理， 由此就制造出了看似不可治理的黑色河流。此時，就算能“倒逼”鞋廠等污染企業老板進行生產方式上的改進，也不能從根本上消弭深層次的污染源。一個鞋廠老板游泳或許能夠展現出“自我革命”的決心，但治污革的從來都是權力和污染利益之命。

    由此不難得出結論，即便此次溫州鞋廠老板的相約游泳完全出于自愿，它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治污責任倒掛，可能難以衍生出長期的治理效應——畢竟，他們“污染”的廠子不是突然間建成的。在此之前，他們至少走完了辦理環保許可證明、經營許可證明、稅務登記證明等系列行政程序。而因為落后產業而產生的河流污染，它的徹底整治只能依賴于諸多宏觀制度上的轉身，比如去除單一的GDP指標，比如必須在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中加入更多“環保”內容，比如整體意義上的對落后產業升級與淘汰，等等。

    鞋廠老板相約游泳的社會認同度正在降低，而到底什么樣的下河游泳才能成為水質向好的證明？只有當下河成為普通人自覺自愿行為的時候，它才能成為水質變好的風向標。從不少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河流治污必然要經歷一個從權治到法治的過程。“老板相約游泳”的作用無法被高估，對于治污路徑，我們只能將其兌現為務實的有威懾力的市場、生態與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