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的經濟運行更多體現的是“穩”，而非海外機構所謂“下降”、“放緩”乃至“衰退邊緣”的“唱空”噪音
“中國經濟所發生的變化，不完全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包含著經濟規律帶來的潛在增長速度的必然變化。”針對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在接受采訪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中國經濟已經逐步邁入了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從以前10%左右的潛在增長區間走向7%～8%的潛在增長區間。
“實際上，去年經濟增長從一季度的8.1%到四季度的7.9%，就已經開啟了這一進程。”在他看來，上半年的經濟運行中更多體現的是“穩”，而非海外機構所謂“下降”、“放緩”乃至“衰退邊緣”的“唱空”噪音。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或許還來自于決策層改革立意上的刻意為之。事實上，海內外市場已經形成共識，盡管經濟增速放緩，但與往年不同的是，這一次中央并沒有祭出“經濟刺激”的大旗。甚至當銀行業出現了罕見的“錢荒”之后，依然表現出了冷靜和審慎。
“我們其實是可以讓經濟增長得更快的，但是我們把增長目標調低了，因為我們希望通過壓低增長率來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答案早在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總統奧巴馬于加州莊園會面時就已經露出水面。“這說明，一方面，當前經濟增速下降的程度并沒有超過決策層的心理底線；另一方面，如果真有必要，中央依然有足夠的方法來遏制經濟下滑。”采訪中，有專家表示，當前決策層意見統一、政策準備充分，信心堅定，“將會在下半年的工作中集中得以體現。”
冷靜看待內外風險因素
在外界看來，中國愿意承受增速放緩的壓力來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說明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和挑戰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這其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莫過于金融機構資金“錯配”導致的系統性風險加大以及產能過剩。
受訪專家們普遍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領域之所以出現“金融熱、實體冷”現象，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資金或投向了房地產領域，或通過理財產品等形式在金融系統內部空轉，并未真正用于實體投資。
“這就相當于金融體系內形成了一個高水位的'堰塞湖’，如果不采取合適的方式把流動性疏導到實體經濟中去，任由錢賺錢的金融活動在金融體系內自我膨脹，一不小心就可能發生垮塌。”采訪中，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表示，不久前爆發的“錢荒”就是一個警示。
產能過剩則是另一個頗為棘手的難題。“我國的產能呈現行業面廣、絕對過剩程度高、持續時間長等特點。”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為本刊記者分析說，當前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戰略性產業，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處于嚴重過剩，有的處于絕對過剩狀態。
值得重視的是，這二者之間并非孤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產能過剩，實體經濟效益下滑，才導致金融業將資金投向其他領域。然而，當實體經濟由于不賺錢而被資金“拋棄”后，其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因之路更加舉步維艱。這也反映出當前宏觀調控面臨的一大挑戰——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錯綜復雜，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
外部風險因素同樣值得警惕。比如，與2008年后的走勢相反，今年上半年，發達國家經濟適度恢復增長，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卻整體持續走低，這不免讓人聯想到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只顧一己私利、以鄰為壑、轉嫁風險所采取的種種手段。尤其是中國經濟，一度成為外部投機資金圍追堵截的重點對象。
一方面，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放任本幣競相貶值，持續造成人民幣快速升值態勢，打擊中國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并因輸入性通脹導致物價水平波動，嚴重影響本已遭受成本上升壓力的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方面，通過加快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談判，打造“經濟北約”，進一步擠壓中國經濟發展空間，意圖遏制中國競爭力的同時繼續強化美元獨霸的全球經貿格局。
“中國如何把握和安排好政策調控和國內改革的輕重緩急，顯得尤其重要。”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王在邦告訴本刊記者，隨著世界經濟步入全面深度調整的新階段，每個大國都面臨著不容忽視的壓力與風險，如何轉危為機？關鍵在于誰敢拋卻舊的生產關系率先調整、誰能痛下決心勇于自我改革。
應對風險留足政策“后手”
在接受采訪時，左小蕾提到了一條經濟學基本理論——“充分就業，長期均衡增長水平”，意思是，在現有的增長水平下，如果除了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以外，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失業，那么就可以將此時的增長水平界定為長期均衡增長水平。
“按照這一理論來判斷，對當前的中國而言，7%～8%左右的經濟增速是符合經濟發展階段的規律性的。”但是，她同時提醒，這并不說明當前增速的投入產出比和增長結構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說明階段性的穩定增長速度就是未來可持續的增長速度，實際上中國經濟依然存在下行風險。
因此，關鍵的問題是，如果經濟真的繼續下滑，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應對？在專家們看來，答案是肯定的，目前至少有以下三種儲備政策操作。
首先，加大利于眼前又利于長遠、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健康型投資。
這兩年多來，由于在宏觀上采取收縮政策，特別是房地產政策的調控層層加碼，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已經明顯回落。在2008年之前，投資的年增長總是會超過25%，而現在已經下降到不足20%，而東部地區的投資增速不到全國水平的一半。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回落，工業增加值的增長回落就更快了。
在正常年份，工業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長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長率則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一季度更是只有7.8%。這無疑是導致經濟放緩的直接原因，因為在中國的GDP中，工業增加值占了幾乎一半。如果允許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勢頭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轉。
“從短期來看，當前最應該馬上投資的是影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消費型產品。”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特別向本刊記者強調，這種投資屬于補足發展欠賬、提高經濟結構合理性。事實上，在專家們眼中，中國在保障房建設、棚戶區改造、市政、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環保技術和設備制造等領域依然具有足夠的投資空間。
其次，真正為中小民營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有專家談到，雖然國家已兩次出臺過“非公36條”，但現實中的落實情況并不讓人滿意。因此只要真正放寬對民營資本進入到能源、金融、通信、軍工等傳統壟斷行業的限制，積極引導巨大的民間資金參與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就可以增強整體經濟的運行動力和活力。
其三，著力釋放消費需求。為了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范劍平認為，可加快落實收入分配改革指導意見，切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根本上理順居民、企業和政府之間收入分配關系；明確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業、個人共同承擔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釋放其消費潛力；大力培育信息消費、環保消費和社區消費等新的消費增長點。
下半年調控“穩”字當頭
放眼下半年，專家們建議，宏觀政策應該繼續保持“穩中求進”，以穩為基調，強調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
“因為'穩增長’政策從去年來看和預期是相一致的，所以這個政策千萬不能有大的調整。即使是在轉型方面，也要注意既積極又穩妥。”張立群談到，現在很多方面希望改革的紅利趕快釋放，希望城鎮化的效果趕快釋放，這實際上還是對過去高增長的留戀。
他強調，改革的紅利包括新型城鎮化帶來的效果和“四萬億”是不一樣的，后者是一種救急措施，是一個總量的擴張，所以效果會很快被感受到。但是現在所進行的轉型和改革，是與轉變發展方式有關的體制機制的完善，其效果的顯現是一個逐步的、相對緩慢的過程，想要在短期內見效不切實際。
“具體而言，就是要堅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范劍平表示，在財政政策方面，要發揮好寬松財政政策支持經濟發展的作用，切實落實好已經出臺的減輕企業負擔的政策措施，積極推動營改增的試點工作，嚴防地方政府變相征稅，嚴禁征收過頭稅和過頭費。
同時，保持財政支出強度，中央政府預算投資、民生支出等重點領域要按照財政預算支出落實到位。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堅決制止大手大腳和鋪張浪費。
在貨幣政策方面，他表示，應當科學研判經濟和金融形勢，密切跟蹤金融市場變化，特別要關注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后出現的新動向，強化宏觀審慎監管，防控熱錢借道跨境流動，靈活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工具，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適度，防范局部性金融風險演變為系統性金融風險。
同時要盤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大直接融資的比重，降低中長期貸款的比例，大力發展債券市場，適時啟動IPO，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使新增貨幣更多地進入到戰略性新興產業、三農、小微企業、鐵路、環保等基礎設施領域和保障房等民生流域。此外還應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避免過快單邊升值。
